本文试图延展到伦理和政治层面论证广义的法律自由。
本文认为，如果涉及到绝对事由，例如商标缺乏显著性以及具有不良影响，那么基于商标法赋予商标行政机关的主动审查的要求，因事关公共利益，即便申请人、异议人未提出相应法律主张，商标行政机关也可以主动予以考量。[23]著名的微信商标行政纠纷案便是典型，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知终字第1538号行政判决书。
由于本质上具有防止因为要求当事人主张证明法而导致法律知识欠缺的当事人丧失其正当权利 [4]的目的，该项原则往往也是现代诉讼法理论中论证法院与当事人作用分担机制的重要前提。[19] 2017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87条。[20]但是2015年以来，又在一些判决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即对于那些具有明显的复制、抄袭他人高知名度商标，扰乱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的囤积注册行为，应予以制止，此一立法精神应贯穿于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撤销程序的始终，故在异议复审程序中可以参照适用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规定。行政诉讼 一、问题的提出 在商标行政阶段，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足以支撑其诉求，惟援引的法律条款不合适，遗漏了关键的法律条款，而商标行政机关只根据当事人提到的法律条款进行裁定，对于系争商标是否违反了商标法上其他条款的规定不予审查，是否构成程序瑕疵？例如《商标法》44条第1款规定，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商标可被宣告无效。[17] 三、法官知法原则适用于商标行政审查与诉讼的正当性 本文认为，法官知法原则不仅应当适用于行政诉讼，同时也适用于商标评审行政程序。
[8]虽然叫做法官释明权，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说法是，法官释明具有权利和义务双重性。如果申请人明确表示放弃或经释明后仍不予以主张，哪怕会实质上影响到裁定结果，商标行政机关或者法院也不能不顾当事人的意志而直接适用。(三)持有的信息储存期限依法已经届满。
在保护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共同理念下，就会形成共同普遍的个人数据保护原则并被各国所接受进而内化为各国的国内立法[19]。[20]参见Robert Kirk Walk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64 Hastings L. J.2012， p257， p262. [21]翟相娟：《论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之兼容与平衡》，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不得向信息持有人提出删除等请求： (一)在自然人同意的范围内实施的行为。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随着人权理念的传播，形成了以每个人普遍、平等享有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人格权体系。
两种不同的权利出现了正面冲突。三是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一)民法保护路径 被遗忘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其本土化的立法进程受制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进步程度。被遗忘权是什么？其和删除权是否存在不同？如果存在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被遗忘权法律构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障碍有哪些？被遗忘权在中国能否被确立以及可能的实现路径？以上诸问题属于本文讨论范围。被遗忘权要实现本土化，既可以规定在《民法分则人格权编》中，也可以依赖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订实施。任甲玉诉百度案的一审法官陈昶屹在2014年5月21日的《北京日报》第14版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权背后的法律博弈》的文章，陈法官认为美国通过网络产业占据国际贸易霸主地位，法律方面的技术操作通过《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等美其名曰保护言论自由的法案，限制或免除中间服务商的责任，对网络及网络产业松绑，增大网络产业发展的经济空间和减少法律风险的桎梏效应，扶持网络产业这一具有未来产业导向的新兴产业，而且在文末的延伸阅读中表明：我国应该主动抢占网络技术发展和市场份额的先机，在产业政策与法律上推动网络产业这一支柱产业快速稳健发展，否则会成为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的产业附庸与技术跟班者。
我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都尚未出台，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是不足不利的，正好借人格权编制订之机一并规定，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立法问题亟待解决。通常来说，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会随着时间和传播领域的扩展而衰减。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国公民对这方面的保护需求会日益增加。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宽容的人性的社会，应该给予改正错误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应当允许对其某些过去和过往被遗忘。
一个自然人的社会评价，越来越多的依据互联网社会的评价。【中文关键词】 被遗忘权。
日本地方法院也支持了某日本本国人要求日本谷歌公司删除若干链接的案件，因为这些信息暗示该日本人与某犯罪组织存在联络[25]。实际上任甲玉诉百度案中搜索引擎百度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是通过提供链接公开了任甲玉曾经供职陶氏教育集团的信息，任甲玉诉百度案的判决是在《最高院规定》施行之后，但其诉求并未获得法院支持，究其原因可能是何为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也是一个有待继续明确的问题。
[10]现在我国大力发展大数据资源，形成对经济的驱动力，网络产业因此得以蓬勃发展，对GDP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综上所述，欧盟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与我国任甲玉诉百度案在诉讼主体、诉讼标的以及诉求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甚至有观点认为比例原则纯粹是一纸空文，因为它并不提供具有客观性和规范性的判断标准。数据保护机构在大数据时代，应采用新型监管模式——四位一体的共治监管模式，即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即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如百度、淘宝网、微信、丁香网、携程网、今日头条等)、数据行业协会和社会监督协同数据保护机构对数据业进行监管。但两审法院在判决时都没有参考引用《最高院规定》，而是以原告主张被遗忘权试图向后续客户隐瞒其工作经历，不具有正当性，从而驳回了诉讼请求，原因何在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张建文教授认可法院作出的被遗忘权保护路径选择，但认为在被遗忘权保护问题的操作方法上，应当运用比例原则构建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利益正当性与保护必要性标准[12]。
其次，因被遗忘权权利历史悠久，应在传承上有所体现。(四)信息持有人为履行国家法定义务，或为行使被赋予的公权力的。
[21]而且笔者甚至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被遗忘权有高于言论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的方面，理由有二：其一，权益完全性不同。草案第17条规定了被遗忘和删除的权利[3](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o erasure)，其中具体规定了四种可以要求删除个人数据的情形。
[30]信息主体除个人敏感信息隐蔽之外，在知悉个人信息的动态进程前提下，尽量能够同意其它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从而促进数据服务产业的发展。(五)依据法律规定，某些个人信息的删除是信息持有人的法定义务。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个世界难题，被遗忘权恰好适当地表达了法律对当事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关切态度。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在理念恰好契合被遗忘权的精神要义。(六)为保障公共卫生目的而实施的必要行为。欧盟最早是借鉴了19世纪法国法中遗忘权(droit a l'oubli，即准许罪犯享有被定罪和监禁事实不被公开的权利)的概念而命名为被遗忘权的。
在此背景下，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于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要求移除的URL主要指向Twitter、 Facebook、You Tube等社交和视频网站。
而被遗忘权与狭义删除权有本质区别。因此，我国被遗忘权本土化立法可以说法治资源雄厚，已经具备良好的在地化法律基础。
该法第12条规定，欧盟各国应当保证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作出适当修改、删除或更正不准确、不完整的个人数据。删除信息其实等同于是承担侵权责任的七种方式之一恢复原状。
数据保护机构主要是制定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授权给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由其直接监管入驻平台的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的行为，构筑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行业监管，起到像欧盟那样良好的信息审查和监督机制的作用。被遗忘权所保护的权利对象是可能降低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适当情形。2018年5月25日，欧盟GDPR法案生效。
其本质上与谷歌案判决中对被遗忘权做出的判定法理是一致的，即收集和处理信息的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存在已经没有必要，但信息处理者在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时是合法的或信息主体是明知的。[8]参见P. Korenhof et.al.，Tim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 Study into Time as a Factor in Deciding about Retention or Erasure of Data, CP- DP 2014. [9]参见齐爱民、李仪：《论利益平衡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在人格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
【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2 进入专题： 被遗忘权 数据删除权 。同时，工作组指出每一条标准的运用，都必须建立在欧洲法院确立的原则基础上，并应保证公众对信息的知悉权。
但需谨记的是被遗忘权制订和适用中应当保证的底线是尊重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与自由。根据个人信息对当事人社会评价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不影响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
